首页 > 科教文卫 > 正文

互联网公益能否开启中国公众募捐时代?先过监管关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 实习记者 任芳言 樊朔)日前,行至第三年的腾讯99公益日落下帷幕。9月7日到9日期间,99公益日共筹得善款超13亿元,刷新国内互联网募捐记录。累计1268万人次参与捐赠,是去年的1 87倍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 实习记者 任芳言 樊朔)日前,行至第三年的腾讯“99公益日”落下帷幕。9月7日到9日期间,“99公益日”共筹得善款超13亿元,刷新国内互联网募捐记录。累计1268万人次参与捐赠,是去年的1.87倍。

  “99公益日”是腾讯公益发起的全民公益节,以“一起爱”为口号,用互联网推动“人人公益”。腾讯公益发明了一种新玩法,联合企业伙伴和其他基金会备下配捐大礼包,公众捐款可获相应配捐,起到善款放大的效果,引得公益机构竞相动员“朋友圈”等资源,加入募捐战。

  而公益节正式开始前夕,“99公益日”项目“一元购画”刷爆朋友圈,一天筹集1100余万元、超过580万人次参与。该项目由服务自闭症群体的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WABC)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爱佑未来基金会负责善款接收。不过,项目随之引发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等争议。

  公益狂欢后,捐赠者们最关心的是:捐的钱流向哪里,怎么花?公益项目的执行,由谁来监督?这些钱能否有效帮助到受助人?

  根据国际组织慈善援助基金会(CAF World Giving Index)发布的世界慷慨指数,2015年中国人的慈善程度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中,总分位居第144位,几近垫底。大量的社会资源未被充分调动,公众慈善参与度很低。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公益发展和民间社会作用的发挥。

  部分互联网募捐项目的火爆,激发了一些人对互联网公益开启中国公众募捐春天的想象。然而,随之显现的种种漏洞、争议,又不断挑战公众与募捐者之间本十分脆弱的信任关系。如何设置游戏规则?如何理清互联网平台、公募机构、NGO责任,让互联网公益具备开枝散叶的基础?这些问题,亟待回应。

  “共享”公募权

  今年“99公益日”,共有6466个公益项目参与募款,依托约120个公募机构。

  “在这个模式里,拥有大流量平台的腾讯,拥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拥有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公益组织将项目提交到腾讯的网络平台,公募基金,会以‘认领’的方式与民间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民间机构就可‘借壳上市’。”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总结。

  《慈善法》落地前,长期以来,公募权如“特权”,主要由少量官办背景的慈善组织掌握。终于,2016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慈善法》,开放了公募权。《慈善法》规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但业内人士表示,公募权现阶段依然是稀缺的公益资源。而伴随着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兴起,没有公募权的NGO无需政府授权,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共享公募权,大有潮流之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称之为“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公益行业的权力再分配”。

  以“99公益日”为例,哪些项目可以进入项目池,腾讯公益采取的是公募机构认领、负责制。根据腾讯公益规则,所有申请参与“99公益日”的募捐项目,都将由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机构负责审核、评估。

  “我们在这中间起桥梁作用。”“99公益日”公募机构合作方之一、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蒋昭华介绍,对于前来寻求“99公益日”合作、挂靠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会对其项目是否合法合规进行认证,并对组织做整体考察,具体包括管理构成、项目历史、执行能力、后续规划等等,“看它能否满足准入标准。”

  有的公募基金会还表示,自己和草根NGO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挂靠”。

  “壹基金支持伙伴联合筹款,是通过联合的方式增加相关项目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让更多受益人和社会问题得到资源,同时提升‘小伙伴’的能力。”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合作发展副总监、“99公益日”项目督导丁干告诉财新记者,“99公益日”三年以来,壹基金和伙伴机构发起的项目数、筹款金额是逐年递增的,符合基金会方的预期。

  另一家公募机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牛晓透露,“实际上,腾讯每年对公募基金会伙伴是有合作期待的,比如非定向配捐的金额,以及合作伙伴(NPO)的数量等。”相应,腾讯也会为公募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包括传播渠道资源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出于竞争,公募基金会和腾讯平台都有做大项目池和流量的倾向,这可能导致放松审核。

  谁来履行资金监管责任?

  那么,又是谁来监管善款使用?

  腾讯公益曾向《澎湃新闻》表示,平台上的项目由基金会自己负责执行。“腾讯公益是第三方筹款平台,并不接收善款。”

  其认为,腾讯平台更多是提供路径和方法,帮助公益机构做得更透明。今年5月,腾讯公益正式对外发布了首个“透明披露”产品组件,对公益组织需要披露的内容和频次做了明确规定,包括募捐金额、支出数据和执行报告等方面,便于公众清晰理解筹集善款的去向和公益项目的进度情况。

  透明度组件与今年“99公益日”准入机制绑定——没有按要求作出完整信息披露的公益组织,不具备参加“99公益日”的资格。例如,对于公募机构,如果其参与了2015年、2016年“99公益日”,需要完成其参与项目数量90%的信息披露;如果是年筹款额大于50万的非个人项目,则需披露所有项目指定信息。

  9月4日,腾讯公益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99公益日白皮书》总结,截止到2017年8月,参与2016年“99公益日”活动的3643个项目,有3285个披露了执行信息。其中有四成已经完成项目执行;执行度超过80%、60%-80%之间、40%-60%之间的分别占比10.5%、7.9%、10.6%。而执行度不足40%的项目有556个,占比为15.3%。

  对此,一些公益行业观察者认为,监管远远不足。“腾讯作为一个平台没有能力去监管公益组织,所以只能制定一个制度一个框架,这只能说是形式上披露。但形式披露和实质披露,是两回事。”前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霍庆川认为。他目前是一家为公益行业从业者提供信用借款服务的社会企业“金动未来”的创始人。

  霍庆川认为,目前,项目后续资金使用信息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法律责任方,仍是“认领”项目的公募基金会。但是,“对捐赠人专业化的捐后服务,很多中国公益机构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捐款完成了就结束了。”

  “超过一半的公募基金会对他们所认领的‘99公益日’的项目,几乎没有监管,或者说只有形式上、文本上的监管。公募基金会现有的监管能力不容乐观。”黎宇琳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是他在采访多名业内人士后得出的结论。

  不少业内人士称,许多公募机构对项目后续执行监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操作和服务,并非其专长。互联网众筹之后,公募基金会在规范善款使用、项目执行等方面,仍在初探阶段。

  牛晓告诉财新记者,“去年99(公益日)之后,真爱梦想又给公益伙伴们做了三天的工作坊,主要就是财务方面的规范,项目执行、项目管理的经验,把真爱梦想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他表示,今年还会针对“99公益日”,设置类似培训。

  丁干则介绍,“在99公益日结束以后,壹基金会按照内部的项目管理流程和相关财务制度,与伙伴签订项目资助协议,按照项目计划书中的执行计划,对所有的筹款项目进行善款拨付,开展项目执行管理和反馈等方面的工作。”蒋昭华称,“99公益日”筹款并不会一次性给到公益组织,依照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分批次拨款,确保公益组织项目合规有序进行。

  不过,在“99公益日”募款中,公募基金会实际扮演着多方位的角色,既可以发起自己的项目,又负责审核、认领其他公益项目;既要撬动企业配捐,又要负责接收、拨付善款和监督项目执行等等。如此“游戏规则”下,公募基金会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饱受业内诟病,被认为是公益项目执行监管缺位的根源。

  长期观察公益行业发展的《南方都市报》高级评论员张天潘等人士认为,亟需引入第三方监管,以此打消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质疑。

  作为第三方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的运营管理方,基金会中心网曾于2013年-2016年间,连续三年跟踪芦山地震19亿元的善款流向,并发布了相关报告。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表示,计划于2018年年中,发布第三方“99公益日”善款收入和支出分析报告。

  公募的春天真的近了吗?

  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寄希望借互联网平台,与公募机构分享公募权。

  张天潘认为,“‘99公益日’对很多草根组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很多草根组织将其看做救命稻草。”不过,也有不少人士指出,目前腾讯公益的规则设定,并不利于草根NGO。

  “对于大范围、高密度、集中式的募捐,我觉得‘99公益日’如果能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关注点,是一件好事。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进行到第三年了,‘99公益日’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定程度上还是公益圈的自娱自乐。”张天潘对财新记者表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中国的捐赠文化依然不成熟。成熟的市场捐赠行为:第一是,有选择、非偶然,捐赠人有领域甚至组织的偏好,能够持续参与;第二,参与不仅是给钱出去,应该注意的是,公益目的的实现、事业本身的结果。

  而培育捐赠文化,也需要公益界加强自身建设。

  早前,贾西津评价“一元捐画”时曾表示,当前的慈善募捐主要还是侧重“讲故事”,从“讲故事”到募捐的规范化,还有一个过程。“首先是能不能募到钱,多快。如果可以考虑更长远些,包括自身的声誉和公信力,甚至更长远的行业发展,可能信息设置就会不同了。”

  “99公益日”虽然带动了公众募捐,让更多人接触到公益。但是,一些公益从业者表达了隐忧:腾讯公益集中抢夺资源式的游戏规则设置,恐怕并不利于提高公众对公益的理解和认知。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系上海第一家民间发起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在其秘书长王志云的观察中,“在‘99公益日’中,很少有人探讨公益组织发展的价值何在?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公众筹款?捐赠人对公益组织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作为一家筹款机构应该坚守的公众筹款伦理是什么,所应该坚持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

  她认为,与向政府、企业筹款相比,公众筹款更困难,“因为前者只需要影响一个人,面向公众筹款需要做很多事情,需要非常非常持续,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转化结果。”而作为基础,当前,推动大众募捐环境的意义、筹款伦理和利益相关方的权责边界等等,还未被充分讨论。

  “互联网筹款也存在着公益组织、公益项目与捐赠人关系松散,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关系的问题,如何通过项目反馈和捐赠人服务,来形成与捐赠人之间长期的、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信任和共识关系,是公益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壹基金副秘书长、项目总监李弘坦言。

编辑:cx 审编:gch
【免责声明】凡来源不是“中国公益报道网”或“全民公益报道门户”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中国公益报道网无关。中国公益报道网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如因新闻稿件和图片作品的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个工作日内告知我方。

最新图文

热点排行

本网要闻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我要链接| 商务合作| 版权声明| 广告服务|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57256752

中国公益报道网 | 全民公益报道门户 | 备案号:京ICP备16047934号-2 Copyright © 2014-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所刊登的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中国公益报道网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06204号 | 国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砀零字第54号 | 印刷经营许可证皖新出印证字(72)号
互联网反不良信息自律公约 |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 | 抵制违法广告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