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爷爷”李一飞的前后半生

　　■ 都市时报记者  何惠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手机响起提示声。

　　李一飞站起来，走到厨房里，舀了一碗中药——前段时间因为风邪入侵，导致他面部神经麻痹。他走路时，身子微微前躬，双手在身侧摆动，步子里带着轻快。他已经90岁了。

　　李一飞的前半生战火纷飞。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他一路历经枪林弹雨，最后来到云南。此后，他又在4046公里的边防线上奔走30年，遇到过空袭，碰到过滚石，还与死神擦肩而过。

　　后半生，他带着二级伤残的身躯、缩短了5厘米的腰椎，走遍云南30个县区、80个乡镇、145所乡村学校。他累计捐赠近50万元物资，帮助232个贫困学生，其中的某些人因他的捐赠，迎来了命运的改变。

　　红薯地里

　　敌人的子弹与他擦肩而过

　　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地里没有遮挡，李一飞就躺在布满红薯藤的地沟里。一阵子弹射来，一个人也没打着。

　　李一飞参军时，近20岁，跟他后来资助的大学生一般年纪。

　　1948年底，在江苏常州一家糕点作坊当了6年学徒后，他被抓了壮丁，又以两担米赎了出来。他自觉躲不过战事，便带着弟弟加入国民党68军，被分到兽医连。

　　那时，战势已经扭转，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追着跑。行军多日，部队从安徽到达景德镇。兽医连连长争取到一项押送弹药船前往南昌的任务。李一飞很高兴，因为“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了”。

　　船开动，他的命运开始改变。弹药船进入鄱阳县古县渡，一支步枪落水了，连长派人捞枪，天黑都没捞着，便继续赶路。不久，连长又下令休息。李一飞夜宿船上，看着手电筒灯光在岸上忽闪忽闪，江边的狗叫了一夜。

　　天刚亮，突然一阵机枪扫射过来，那是解放军。兽医连的士兵们上了岸，成了解放军13军的俘虏。李一飞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连长是共产党员。

　　李一飞没感觉害怕，“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自由自在，到处晃悠”。两个宣传员把他带到宣传队，他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

　　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很不一样。他记得，兽医连的班长“每到一家都要刨来刨去，捉人家的鸡，抢人家的财”。而加入解放军的第一晚，李一飞住在老乡家，因为身上潮湿，便点燃豆荚烤火，马上有人跑来给他讲群众纪律。

　　宣传队跟着部队，一路从江西、湖南、广东打到广西。宣传员要给战斗英雄写报道，要给立功单位送喜报，要开展军民联欢，要敲锣打鼓为部队急行军鼓劲。同样，他们也要冒枪林弹雨的危险。

　　部队行军至广东茂名，经过一片红薯地，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地里没有遮挡，李一飞就躺在布满红薯藤的地沟里。一阵子弹射来，在红薯地里激起一道道灰尘，但是一个人也没打着。

　　那时候，国共双方的部队一不小心就会走串了。13军一位掉队的战士在夜间不经意走到广西一个小镇，不慎岔进了国民党军的队伍里，被抓，成了传令兵，还分到一支卡宾枪。国民党军的指挥部设在一栋小洋房里，楼顶架着枪，解放军的部队攻打时困难很大。那位进了敌营的战士悄悄摸到楼顶，把守卫的国民党兵打死，解放军得以攻入。

　　作战结束后，那位跟错队、被俘虏，又立了功的战士成了自己人的俘虏，卡宾枪也被没收了。李一飞找部队领导为这个战士讨要枪支，被拒绝。李一飞跟着部队离开的时候，那位战士还坐在小洋房门口哭。

　　此后多年，李一飞经常想起这个战士。“我没能把事情处理好。”他懊恼的是，应该问清楚这个战士的单位和名字，如此他就可以去找上级，帮他把情况说清楚。

　　边防线上一次车祸

　　把他的身高压缩了5厘米

　　他去边防部队时，路遇车祸。同车的其他三人被甩了出来，只有李一飞随车辆继续翻滚。

　　1949年的除夕，南宁某个乡镇，部队正在准备过年，满镇子都是猪的嗷叫声。李一飞和战友们还在赶路，他们带着144名国民党军的俘虏追赶大部队。这些俘虏多是炮兵、通讯兵和工兵等技术兵种，有人上过军校，有人当过连长、排长——装备越来越多，却没有足够懂行的人来训练部队。

　　一行人从广西南宁到了云南砚山，在那里，李一飞担任政治工作员，事务繁杂。天旱了，饮用水不够，只能从附近水渠里引水，水不干净，李一飞在庙旁边挖了两个坑，一个水坑用来洗菜，另一个水坑被李一飞弄了道简易过滤层用来饮用。因为这个带过滤的水坑，李一飞被选送到重庆军校学习建筑工程。

　　1953年，他被安排到军区营建委员会，负责全军区营房、基地、仓库建设。当时，部分国民党军残部盘踞在缅甸北部，经常骚扰边境，在边境村寨抓捕壮丁或抢夺粮食。这些人转移，部队也要转移，猫鼠游戏没完没了。

　　李一飞在边防线上转了30年，4046公里的边防线跑了无数次。1965年，作为营房部最年轻的团级干部，李一飞带着工作组去越南援助修路。美军飞机时不时来环绕一圈，丢上几颗炸弹。

　　从越南回来，李一飞进了学习班，被批斗了一年。之后，他主动提出去嵩明的后勤农场锻炼。一去就是5年。在农场，他养过种猪，喂过鸡，蓄过鱼……最后，卫生室的卫生员岗位出了缺，李一飞就顶了上去，给人看病去了。

　　他曾跟昆明军区直属门诊部中医科主任学中医理论，又买了些书自学。他用从旧书摊淘来的《妇科治疗书》上提到的“七制香附丸”，治好了一个痛经痛得死去活来的妇人；用从一位战士那学来的针灸治好了一个人的牙疼。慢慢地，嵩明十个公社和宜良、寻甸的农民都来找他看病，二三十人排着队喊他“李医生”。李一飞坚持“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

　　卫生室的日子挺自在，“不用跟人抢位子”。1974年年底，李一飞回到军区营房部。光营房科就有三个科长、两个副科长，李一飞笑称是“五官科”。1981年，李一飞成为营房部副部长，被派往蒙自、文山检查边防营建。

　　他去到文山、富宁边防部队，路修在半山腰，窄窄的一条，沿途滚石很多。车子行进中，一块滚石坠下，驾驶员一慌神，车撞上石头，掉下10米悬崖，不停翻滚。同车的其他三人被甩了出来，只有李一飞随车辆继续翻滚，最后被甩落在另一道悬崖下的石头窝里。

　　李一飞昏迷不醒三个昼夜，被诊断为头部闭合性骨折和腰椎压缩性骨折。他在医院躺了7个月，最后拄着拐杖、穿着钢背心出院。这次车祸造成李一飞身负二等伤残，必须得绑着腰带生活，他的身高也从167厘米降到了162厘米。

　　车祸两年后，李一飞离休了，在干休所里待到现在。干休所有几位比他年长的老人，大多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李一飞对他们很是尊敬，“我在他们面前都是小辈。他们打仗的时候，是敌人追着他们打；我们当兵的时候，是我们追着敌人打。他们比我们艰苦多了。”

　　数千封书信里

　　有学生们的感激和挂念

　　在干休所生活的日子里，李一飞成为希望工程的参与者，累计捐赠物资50余万元，资助了232名学生。

　　干休所的生活悠闲舒适，与李一飞此前的生活完全不同。每天看书报、看电视，养鸡养猫养花，或者拄着拐杖在营区散步。营区内的树木花草都比较单一，有一天突然想：“怎么来提高营区的绿化和美化呢？”他花了整整十年，写了一本《园艺学》，却苦于没有经费出版。1992年，他把所有文稿、图片打包装箱。

　　这时，李一飞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孩子因家境贫困上不起学。他给中国青基会寄去200元钱，心想：“革命老区的孩子尚且如此？那我们云南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呢？”

　　联系了云南希望工程办公室后，对方安排了一个受助对象——来自红河县的哈尼族孩子马克仰。孩子年幼丧母，父亲再婚，有一个弟弟。后来父亲过世，家中除了马克仰，只剩下继母、弟弟和奶奶，日子艰难，孩子处在失学的边缘。

　　1996年，经希望工程办公室推举、干休所党委同意，李一飞被选为希望工程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作是检查希望小学建设、工程质量，资助费用落实等等。此后，李一飞走遍了云南30个县区、80个乡镇、145所乡村学校，行程达15000多公里；他累计捐赠物资50余万元，资助232名贫困学生。他的卧室里，至今还摞着数千封书信，书信里包含着受助孩子对他的尊敬、感激和挂念。

　　前些年，希望工程颁奖晚会上，通海县的一位蒙古族男孩找到李一飞，对他说：“李爷爷，我没有回信，是因为你写的字我看不懂。”以前在战场上需要速记，李一飞写字的速度很快，字体比较潦草。从那以后，李一飞在给孩子们回信时格外小心，一笔一划，十分工整。而且，他很注意不写错别字，拿不准意思的词语和成语，他会查好词典之后再写上去，“不能误导孩子们”。这对李一飞来说很费劲，因为他患有白内障。

　　老人记得，他收到过玉龙县九河乡——当年玉龙县还叫“丽江县”——的一位女老师寄来的信。信里说，一天晚上，学生姚玉兰大哭着跑到她的宿舍，询问得知，学生“给爷爷写了两封信，爷爷都没有回信”。这位女老师在信中问李一飞的近况，并在信尾强调“请您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回信”。这封信李一飞看了许久，他读懂了信里的意思：“他们担心我。我那么久没有回信，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可能不在了？”那次，李一飞跟随希望工程下去检查希望小学工程质量，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没有来得及回信，回来后，见桌子上放着厚厚一叠信件。从那以后，李一飞有信必回，“那头的人，是怀着期待甚至担忧的心情，在等待我的回信。”

　　那个大哭的孩子曾经托人给李一飞写信，告诉他：村子有40多户人家，村里的小学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都挤在一起上课。他们去乡上赶集一来一去就要一天，地里只能种些包谷和土豆，一年的收成只能吃半年。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买铅笔和作业本都是大开销。来自河口县的瑶族女孩李娇的情况同样如此，她没有买作业本的钱，只能在家附近的垃圾堆里翻找一些还留有空白的旧纸来用。

　　李一飞买来100个军用挎包，这种书包耐用且能装，每个书包里装了60本作业本，10支铅笔、钢笔、圆珠笔，新华字典、数学解题手册、成语字典、错别字手册等6本工具书，再加1本笔记本。

　　为了方便他和孩子们的书信往来，李一飞为每个孩子准备了十套信纸信封和十张邮票——对受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邮票也价值不菲。

　　“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

　　才叫下一代” 

　　看到孩子们顺利读书，甚至考入更好的学校，李一飞内心欢喜。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他看到了坚忍、乐观和善良。

　　在资助的学生里，和李一飞长时间保持联系的并不多。干休所地址变动，受助者忙于谋生无暇写信，以及其它种种缘由。

　　李一飞资助的一位贫困生，在小学毕业时，让李一飞给他寄2000元钱做生意。上世纪九十年代，2000元算是一笔巨款了。考虑到孩子社会经验不足，李一飞劝他安心在村子种地几年，再考虑外出闯荡。从此，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来信。

　　怒江州兰坪县的一位女孩，她的父亲在外面的工地上打工一年，包工头卷款而逃。这位父亲写信跟李一飞诉苦，李一飞劝他发展种养殖增加收入。于是他决定在老家种核桃。整地要钱、买树苗要钱、施肥打药要钱，他开口跟李一飞借5000元钱，李一飞寄去了2000元。之后，这位父亲陆陆续续来信：他生病了，他和兄弟发生矛盾了，他的核桃树弄得不好，他女儿小学没毕业就去城里学美容了……很多次，他在信里说要带着女儿来昆明看李一飞，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来。最近这些年，联系也没有了，钱也没还。

　　跟老人保持联系的，大多是考上大学或大专的孩子。因为来自李一飞和其他热心人的善意和帮助，他们得以走出大山和村庄，改变自己的命运。

　　李一飞第一次遇见吴仙平，是在2004年3月。当时他去姚安县官屯乡考察希望工程的情况。那时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吴仙平已经拖欠了两个学期的学费，她一家四口，母亲左肾切除，右肾水肿，基本丧失劳动力，还得买药续命。还有一个上一年级的妹妹，全家生活都只能依靠父亲打工赚钱。李一飞资助她上了小学、高中（初中国家推行两免一补）。2012年，吴仙平考入德宏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造价专业。李一飞的女儿去德宏出差时，顺道去学校看她，得知她的成绩在系里排名第一，每月的生活费仅有100元。2013年的暑假，吴仙平来到昆明看望李一飞，临走前，李一飞塞给她旅费，她坚辞不受。

　　傣族女孩相阮，李一飞2002年开始资助她时，她上小学二年级，家里三口人靠两亩地为生。后来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也在建房时落下伤残。但女孩很争气，小学、初中、高中一路顺利，2012年考入云南中医学院，学针推专业。毕业实习时，她一度纠结：“要不要读研？”李一飞鼓励她：“考。考上了我继续资助你。”后来，相阮考虑到家庭情况，暂缓考研计划，进入普洱市第二医院针推科。

　　在这些受助孩子寄来的书信里，李一飞看到最多的是“感谢”，感谢李一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就是给他们交了点学费，寄了点学习用品，也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吧？就算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勤奋努力，家庭的全力支持，老师们的辛勤教学，还有社会的正确导向。我只是给他们创造了点学习的基本条件。”老人说。

　　但是，看到孩子们能够顺利读书，甚至考入更好的学校，李一飞内心实在很欢喜。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李一飞看到了坚忍、乐观和善良。

　　云南中医学院的韩珊珊在写给李一飞的生日寄语里说，她家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虽然家庭负担重，但是父母没有出去打工，一家人可以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她有一个患癫痫症的弟弟，智商只有三岁孩子水平；但他是一个有趣的孩子，每天都乐呵呵的，每次看到哥哥姐姐们回家，他都会拿出平时攒下的垃圾，当做宝贝一样跟大家分享……

　　这些孩子虽然生活环境并不优越，但是心中充满乐观和善良。李一飞喜欢和孩子们相处，他会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菜，教他们做饭熬汤，会跟他们讨论“男生女生向前冲”，会给他们看自己收藏的中医类书籍……

　　“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才叫下一代。”李一飞说，只要还有面临失学的下一代，他的资助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