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传销 公益还是生意？

2017年夏天，大学毕业生李文星陷入传销并最终身亡的不幸事件，在惊起社会一片哗然的同时，也让人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传销组织肆无忌惮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其彻底取缔所存在的现实困难。如何解救身陷传销组织的人？

2017年夏天，大学毕业生李文星陷入传销并最终身亡的不幸事件，在惊起社会一片哗然的同时，也让人们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传销组织肆无忌惮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其彻底取缔所存在的现实困难。如何解救身陷传销组织的人？解救出来后他们又将如何重新融入社会？这些问题是无数传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痛点。近几年，一些深陷传销组织的受害者在获救后，凭着自己对传销组织内幕的亲身经历和了解，以反传销志愿者的身份重新杀回传销窝点，以半公益的名义帮助传销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庭寻人、反洗脑、追赃款，随着传销组织的新闻接连被报道，这些反传销人士也渐渐地被大家所熟知。近日，记者调查采访了反传销组织中的“知名”人物，请他们谈谈传销组织中的内幕门道。

每个反传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向南将近40公里，才能到达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刘场村的反传销救助中心，这个由人称“江湖大姐”的马胜玲一手创建起的民间组织，虽然普通人听来极其陌生，但在“反传”界却小有名气。

所谓的救助中心，不过是路边一所简陋平房。屋内，除了几部相继响个不停的电话机外，满墙大红锦旗给这间简陋的屋子增添了不少正气。

湖南人余佳秋来到马胜玲所创办的反传销救助中心已将近7个年头。作为反传销志愿者，他也曾深陷传销之中，这源于他的一次“英雄救美”。

2008年，还在上大学的余佳秋听说一位高中女同学两年都没回家过年，他感觉“不太对劲”，便去女同学所在的湖北襄陵一探究竟。

那是他第一次与“北派”传销过招。“那个组织打着一个直销公司的旗号进行地下传销活动。得知我想找人，便把我的身份证、手机等都拿走了，我被迫留了下来。”余佳秋告诉记者。

之后，组织里的人开始不断地给他上课，这让余佳秋渐渐地从“完全不相信”到“似乎有点道理”。与此同时他得知，女同学已经完全被洗脑。

在里面时，传销人员给余佳秋讲“几何倍增”赚钱原理，劝他发展下线来交钱，但凭着理科生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余佳秋不但没有被洗脑，还找机会跑了出来。回到家后，余佳秋找到了一些反传销志愿者，跟着他们学习如何反洗脑。半年后，他成功地将女同学劝回了家。

这次成功为余佳秋打开了门路，甚至成了他的兼职。余佳秋告诉记者，在劝说过程中，他抓住了关键一点，“传销组织会告诉你，发展下线时一个会变成十个，十个会变成一百个，只要大家不断地发展下线，就会永远有提成。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每个人只一次性交一个固定数额的入会费，显然，这个入会费只能被几层瓜分。”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很多深陷其中的人都想不明白。

2010年，大学毕业并就业的余佳秋仍然经常接到帮忙劝人的求助电话，那时，求助者会自愿给一些差旅费和感谢费，“有的不给，有的能给两三万，一般都在500元到2000元。”当时，余佳秋觉得自己通过劝说所得收入比刚就业的同学收入要高不少，颇有成就感。

很快，2011年，他彻底辞去工作，经熟识的反传销志愿者介绍，北上投靠马胜玲创办的反传销救助中心，成为中心十余名反传销老师之一。

在与余佳秋的聊天中，今年48岁、刚到救助中心不久的张大姐始终抱着一部电话机，几乎就没停过接听。

“我是被我亲姐姐以做生意的名义叫过去的。”张大姐误入传销的经历，牵扯着一大串同族亲人。“她也是被她儿子给骗了。她儿子是被去年交的女朋友骗过去的。说是做手串生意，很挣钱，请他妈妈过去帮忙。”

当问到张大姐是如何逃离传销组织时，她突然有些难以启齿：“我把我女儿骗进去了。”

张大姐是单亲母亲，靠打工独自抚养女儿长大。2016年，为了想给读大学的女儿多挣点钱，张大姐听信姐姐介绍，“抬”（借高利贷）了7万块钱，跑到广西北海加入了“1040阳光工程”。

“我以为是好事，觉得女儿要是能创业挣到1040万，不就什么都有了。”张大姐告诉记者，传销组织的第一次返钱打消了她此前的疑虑，她立刻把女儿叫去了，女儿来的时候还带了另一名同学。最终，女儿同学的家人发现她们陷入了传销后，唤醒了这两个年轻人。

“我女儿用自己的奖学金找了一个反传销老师来给我反洗脑，让我最终明白，我是根本挣不到钱的。我虽然醒悟了，但7万块钱要不回来了。”说到这儿，张大姐直呼“对不起女儿”。

对于传销组织，张大姐说她只有一个字：恨。加入反传销救助中心，张大姐现在“就想帮助更多的人救助自己的家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勾当。”

为了救助他人，也为了自我救赎

在反传销救助中心，“江湖大姐”马胜玲无疑是灵魂人物。谈起传销组织的内幕门道，一张嘴，马胜玲说的都是传销“行话”。

今年已63岁的马胜玲曾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后进入政府部门负责行政工作。十几年前，刚退休的她被老友介绍到山东胶州做项目，由此误入“北派”传销。意识到不对劲，她找准时机逃了出来。

回家不久，马胜玲又受到另一位朋友的生意邀请，这次邀请她去的是广西北海。犹豫了许久，马胜玲最终还是去了。对自己那次的决定，马胜玲总结为：当一个人的金钱欲望膨胀后，智商就会下降。

马胜玲这次加入的是“南派”传销，也是当时北海最流行的“1040工程”，刚加入的成员需要缴纳69800元“会费”，之后要不断发展“业务员”，只要业绩优良，就能最终赚得1040万元。

凭借突出的能力和优秀的“业绩”，马胜玲竟一路当上传销老总，但她同时也发现，并不能拿到承诺中的1040万元。戳破骗局后，马胜玲彻底“洗手”不干了。

现在，说起传销，她上来便能给传销分门别类定属性：“据我总结，当今的传销，花样翻新，变换手法，不断蔓延滋长、升级杂交，比如‘43500’的南北派杂交，就是‘北派’运作、‘南派’洗脑。”

马胜玲用裹挟着黑色幽默式的简练语言，向记者一一介绍了目前我国存在的五类传销。一是异地传销，又分南北派，“‘北派’传销：吃大锅饭睡地铺，年轻人居多，带有点暴力。‘南派’传销：对你好得要死，来回路费吃住全管，洗脑相当厉害。”二是跨境传销，如原始股，资金盘等。三是互联网传销，“一身睡衣一双拖鞋一个电脑坐着就挣钱了，何必到千里之外呢？”四是微商微信传销：“微商没有错，但利用微商做传销就算错。”五是精神传销，“精神传销就不说拉人头了，而是感召、召唤别人。”

在马胜玲看来，传销组织之所以难打，原因在取证。“刑法规定，只有组织领导者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且需要提供真名实姓的30个涉嫌传销人员信息。但在传销窝里，大家用的都是网名，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身份。”除此之外，“法律是讲证据的，初入传销组织时的申购单、转款小票、合同等证据他们都会代为保存，不会给个人。”马胜玲告诉记者，一般传销受害者很难收集到这些证据，根本没有办法求助有关部门打击这些组织。

也正因此，有过传销亲身经历、了解传销组织漏洞、又破解过传销内幕的反传销志愿者，在救助、反洗脑传销受害者的工作中便有了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

有着“民间反传第一人”名号的反传销咨询救助网创始人李旭告诉记者，自从李文星案得到社会关注后，很多地方开展了专项打击传销活动，效果明显，“很多传销组织垮掉了”，民间反传销志愿者的力量，则可以弥补执法部门缺乏反洗脑经验的短板，“官民配合，才能更好地打击传销。”

近年来，通过反传销组织和反传销志愿者救出来的传销人不计其数。但并不是所有传销受害者都具备反传销的能力。

在马胜玲看来，反传销志愿者必须具备七个条件：深懂传销内幕；熟练使用电脑；标准的普通话；极强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懂心理学，能实时观察对方的心理变化；有专业水平和专业知识来对付传销组织；会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通过救助马胜玲发现，经历过传销的人都会有点后遗症，如抑郁症、狂躁症、自闭症。“他们在传销窝里，虽然吃得差、住得次，但是也曾豪情万丈。这些活在空想中的人，从那个氛围乍一出来，很难与社会接轨，无法面对现实。”她也因此看到这些陷入泥潭的年轻人，“既缺乏整体教育，也没有一个现实的人生目标。”

马胜玲也曾出现这样的心理障碍，“跟周围人没有共同语言，觉得失去自我，总发脾气。”她说，只有经历过、理解过，才能解开传销受害者心里的“烦”。因此，被解救出来的年轻人，在家里一蹶不振，但到了马胜玲这儿会恢复得特别快。马胜玲的秘诀，就是“帮他们调整状态、重塑自信，对曾发生过的事情不要感到自卑，再次规划人生。”

期盼官方的认可与规范

虽然进入反传销这一行已经7年，但余佳秋一直没能等到这一行身份的官方认可以及行内统一的薪酬标准。

据了解，从2011年进入反传销救助中心至今，创始人马胜玲负责着余佳秋等反传销老师的食宿费用。老师每次出去劝说受害者，被救助者除支付差旅费外还会自愿支付不等费用，其中20%上交给公司。一直以来，余佳秋的收入并不稳定，“少的话没有，多的话一次能给一两万。有时候一个月一个业务也没有。”相比刚毕业时的吃香，余佳秋看到，自己“很多同学工资都涨了很高，而且很稳定。”

马胜玲还给员工们规定，在劝说救助中，如果被救助者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一般不收费，或只收取差旅费。

今年52岁的北京通州人姜宏，4年前同样被骗入北海的“1040工程”。为了救她出来，家人经朋友介绍找到了马胜玲，最终被反传销老师从北海解救回家，她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家不富裕，家人没给反传销老师多少钱。”

目前，反传销行业内比较知名的除了马胜玲，还有李旭、叶飘零等。他们成立的各种名称不同的反传销组织在运营方式上大多类同，并以咨询名义开设公司，但劝说水平、收费方式并不相同。由于尚不规范，行业内一直以来存在乱收费等现象。同时，因为这种劝说并不能完全保证成功，“因为先期会收取一定的食宿费用，如果办不成，有家属就会认为我们是骗子。”余佳秋无奈地说。

曾和马胜玲、李旭都共事过的河南反传销志愿者陈常贵告诉记者：“各种反传销组织这些年确实救了很多人，但收费什么的很乱。”他表示，由于国家目前关于打击传销的法律不太健全，政府部门很多时候也没有万全手段，所以只能依靠反传销人士独辟蹊径，现在这个市场越来越大。

但凭着无法复制的专业性，每逢大型打击传销行动，马胜玲等反传销志愿者都会受到媒体的集中报道，以及政府、公安部门的协同办案请求。

“一些当地的公安部门经常让我去给他们讲课，内容大概都是：怎么给传销人员反洗脑，传销组织设置的漏洞和陷阱是什么，怎么算清传销项目里面的账等等。”马胜玲经常会受到这样的授课邀请。

这些年来，马胜玲等反传销志愿者配合公安打击传销的案例数不胜数，参与打击传销团队时，一些政府、公安部门还会按照“线人制度”支付他们酬劳。同时，他们也经常会受到公安机构对反传销组织合法性的质疑。但当他们想去民政局和工商局以公益组织身份注册时，却一直不能如愿。

工商系统的一名法务工作者对记者说，目前反传销组织是不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因为不存在这个业务范围，如果要注册，只能注册一个咨询类公司，打政策的擦边球。“现在的反传销组织，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客户的收费问题、业务模式问题等，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违规违法的手段。”

余佳秋曾有过畅想：“刚进入这行时我就在期盼，如果反传销组织的身份能得到认可，我们就是这个行业的先行者了。”（记者 周韵曦 富东燕）